乐鱼app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”。现在,除了黑头发黄皮肤,我们还有什么外在的标识?
历史上,自诩为“天朝大国”的中国人穿着中式服装,住在中式建筑里,行为举止温良恭俭让,敬爱着天地君亲师,庄重而热烈地过着中国节日乐鱼app,生老嫁娶都履行祖宗礼仪
这些,曾经是中国人的标识。而自100多年前开始“师夷长技”以来,中国文化或妄自菲薄,或自暴自弃,属于自己的文化衣衫渐被撕破,庄重从容的古老文明渐行渐远。现在,在全球化的今天,在中国以“前所未闻”的速度重新唤回大国荣耀的今天,我们有理由重新找寻:我们是谁?
中央提出,努力建设民主法治、公平正义、诚信友爱、充满活力、安定有序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。这反映了建设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,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。建设和谐社会,我们面对着诸多困难和挑战,其中不乏迷惘和困惑。只有找到自己,才能认识自己,超越自己。我们应该找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,我们应该寻找我们的精神“锚地”,我们应该明晰这个最本初的命题:我们是谁?
两年前,我们为纪念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出版发行200期,策划了“重构中国精神”一组报道,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。在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新时期全体中国人共同命题的今天,本刊为纪念出版发行300期而特别策划的报道,就自然聚焦到这样一个我们认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命题:我们是谁?
本期刊出的报道,作为整组报道的上半部分,旨在提出问题,引起思考和讨论。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积极关心和参与我们的探讨。我们将在下一期专辟栏目,刊发读者的意见。在本刊正式出版的300期中将刊登整组报道的下半部分。敬请垂注。
“中国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?”“中国应当是什么样子?”过去一百年,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,从而构成了一种集体身份焦虑。它表现在两个方面:一方面,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,人们想问,中国人的文化标识究竟有哪些?或者是否需要独特的文化标识;另一方面,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让我们可以产生归属感?并且在国际体系中为“中华民族”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。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,随着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,个人选择范围扩大、国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,促使国家重新定位,身份焦虑在人们的心灵中再度趋向尖锐。而思想界能否对其进行理性思考与辩论,民众能否就此达成底线共识,对于我们究竟能否从心理上、从制度上走出这种焦虑,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19世纪中叶以前,天朝臣民对于自己的文化、生活方式、国家实力具有一种绝对的自信,甚至是傲慢。当时人们以为,“中国”就是天下的中心、核心和重心。但随着清军在西方国家的“坚船利炮”面前惨败,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北洋军队败于日军,士大夫天下主义的深层自信走向瓦解。敏锐的官僚、知识分子一步一步走向对自身文化的根本怀疑。到了新文化运动时代,其三个代表人物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的气质及思想倾向完全不同,但对待传统的心态却惊人相同:仅仅模仿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,现代中国的政治、社会、经济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文化革命,而这种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摒弃中国的过去。
其实,这些反传统者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。只不过,他们所关心的是生活在当下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,而不是传统。陈独秀曾说过,“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,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,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。”而且,这些反传统者相信,传统具有强大的力量,即使我们全盘反传统,也不能够真正地撼动传统。
一些人士远没这么乐观。1935年1月10日,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《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》,劈头提出:“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;中国政治的形态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,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。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、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,也渐渐地不能算是中国人。”
反传统与保守传统,这两种对立的观念一次又一次在历史上发生碰撞乐鱼app乐鱼app,双方对于中国人的定义,也大相径庭。比如,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再次高举起反传统的大旗,把的灾难归咎于“传统”,尽管传统其实已经所存无几了。在启蒙者看来,真正的中国人就该“从黄土文明转向蓝色海洋文明”。作为一种反弹,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,这场国学热持续到今天,成为一场社会性的儒家复兴运动,蒋庆等人再次呼吁“要做真正的中国人”。
虽然存在这样的观念之争,在20世纪前半叶,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依然以传统为底色,文化身份的焦虑感觉并不明显乐鱼app。这之后的三十年,人们更是根本不再有任何文化身份焦虑。因为,50年代之后的社会政治运动,使传统的文化符号、生活方式、社会组织形态遭到一番扫荡式清理。国家为个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文化身份,人们具有共同的信仰、共同的价值体系,人们毋须、也不能自行安排个人与家庭生活,而只能过一种国家安排的正确的新生活——当然乐鱼app,这种新生活讲究的是移风易俗、破旧立新。
80年代之后,这个强制性的、统一的文化身份逐渐瓦解,人们不得不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、信仰,选择自己的价值。这时,人们对传统仍然有记忆,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倡导复兴传统。但另一方面,80年代后的开放和90年代的全球化,把西方的价值、生活方式更加大规模地带到每个人身边,渗透到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这样,一些敏感的民众不得不为了选择而进行思考:孩子应当把时间主要用来学习英语,还是背诵古诗?普通科研人员职称考试是否应当包括英语?如何看待青年人对情人节、圣诞节的热情?政府是否应把清明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列为公众假日?“汉服运动”是不是哗众取宠?
公共建筑是不是一定要建个大屋顶?中式住宅有没有前途?修家谱是不是会破坏社会稳定?中国人是否应当信仰西方宗教?还有,洋快餐与中式快餐、全球化与自主品牌等等,也都成为让人困扰、迷惑的问题。
尤其是最近几年,借助于网络和大众媒体,上述文化身份的困惑、焦虑被放大,每一个小小的事件都会引发广泛、且充满激情的争议。这些争议或明确或隐含地指向一个根本问题:究竟怎样才算一个中国人?中国人是什么形象?一个人是不是只有过一种特定的中国式生活方式才算中国人?假如一个人说的是英语、过的是西方的节日、穿着西式服装,甚至信仰来自西方的宗教,那他还算不算中国人?